div> 高行健说，他获奖后对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应毫不奇怪，"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"。对于中国的形势很悲观，他说尽管经济发展，国内没有任何变化。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，他认为根本没有机会回到中国，他也不期望他的作品在国内上演。
中国作家协会谴责瑞典科学院不了解其它著名作品，"别有用心"。当香港和台湾报纸大肆报导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，中国大陆报刊几乎都不提这件事。
报导说，高行健认为，全球化、消费主义和政治压迫是对文学的威吓。
高行健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书展上说，文学应当在巨大的全球生产中保持自己的地位。
高行健仍然怀疑他能否回中国。 南华早报说，虽然高行健由于文学上的胜利而走到聚光灯下，他坚持说自己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，并谴责文化革命是场梦魇。 高说，"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。我痛恨政治。在我的经验中，这是对人民的操纵。"
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，高行健曾经被送去接受再教育，并烧掉了整整一箱子手稿。他说，"那真是疯狂，纯粹的疯子。整个人民都热衷于这种恐怖。真是一场梦魇。文化革命开始后，我被迫烧掉自己的日记。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——但写作总是我的必需。"
幼年时光
高行健（右）与母亲顾家骝和弟弟高行素合影
高行健（右）与母亲顾家骝和弟弟高行素合影
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四日（1940年1月4日）生于抗战时期的江西赣州。父亲高运同是中国银行职员，母亲顾家骝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并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，二人均生于破落的大家族中。[1]
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，弟弟高行素诞生。抗战胜利后，其父仍留在银行里，失业后当过记者，供职于私人银行及轮船公司。尽管高行健的父亲经常失业，但生活仍旧宽裕。幼年的高行健由于体弱而由母亲进行识字教育。在她的影响下，高行健对戏剧、写作和绘画均产生了兴趣。[2]
解放初期
1950年，在时为南京军区军官的高行健表伯父的邀请下，全家搬至南京。1952年，高行健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中学（今南京市金陵中学），其原为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，因此能够接触到许多的西方翻译来的著作。对这段时光，高行健回忆到：“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。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”。[2]
法文之路
受家庭和外部环境影响，年轻的高行健最初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学家。同时由于从小爱与母亲演戏，高行健亦产生了报考戏剧学院的愿望。由于不符合导演系的报考条件，高行健只得放弃。于是，他的理想转向了作家。参观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后，由于学习氛围与高行健心中“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”的想法不符，他最终决定报考外国文学或绘画。
由于从小喜爱绘画，高行健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一批的会员恽宗瀛先生学画素描、水彩、油画以及泥塑，并产生了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愿望，这也得到了恽宗瀛先生的支持。但高行健听从了母亲的建议，放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。
高考复习中，高行健反思了自己学习理工的理想，并在一个下午偶然在学校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刊物，书中所描绘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、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他。因此，年仅17岁的高行健于1957年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（今北京外国语大学）的法语专业。大学时光中，高行健主要在图书馆中度过，期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及写剧本、小说。课外，他与同学组织了“海外剧社”并曾用法文演戏。[2]
文学生涯
高行健
高行健
1962年，高行健从北外法语系毕业后，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。
1969年与相识12年的女友结婚。两人育有一子高杭，
1970年，被下放到干校劳动，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。1973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5年，返回北京，任《中国建设》杂志社法文组组长。1977年，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。1979年5月，作为全程翻译，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，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《巴金在巴黎》。同年，发表中篇小说《寒夜的星辰》。
1981年，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。同年，发表评论集《现代小说技巧初探》。1982年，与铁路文工团编剧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《绝对信号》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。1983年，《车站》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，由于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，很快被禁演。
1984年，发表中篇小说集《有只鸽子叫红唇儿》。1985年，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，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，这是高行健至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。同年，应邀赴欧洲五国（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奥地利、丹麦）访问八个月，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，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，卖画获“巨款”四万马克，从此高行健开始了以画养文生涯，获得了更多写作上的自由。1986年，由于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”运动，剧作《彼岸》被禁演。[3]
两次婚姻
在八十年代他的大起大落中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一位同事郭长慧。郭长慧也毕业于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，但比高行健年轻13岁。两人同在外文局工作并于1985年结婚，高行健在同年到德国当访问学者。
1986年，高行健回到了中国，而妻子到了法国入读里尔高等新闻学校，毕业后成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、文化与艺术节目的主持人。
1987年底又来到法国巴黎，并正式移民定居法国，后与妻子团聚。
1989年，第二次婚姻以失败告终。据自七十年代便与高行健一直维持着深厚友谊的大陆作家刘心武说，高行健前妻也擅法文，目前任职于法国电台，两人于八十年代末离婚，未育有子女。[2]
定居法国
高行健
高行健
1987年，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。1988年，开始在巴黎郊区巴纽里定居，起初生活艰难。1989年，成为法国“具像批评派沙龙”成员，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国家美术馆的年展。1992年，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“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”。1997年，加入法国国籍。1999年，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卢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。
20世纪90年代期间，高行健同时以中文与法文创作。剧作如《生死界》、《夜游神》、《对话与反诘》、《周末四重奏》等。2000年10月12日，高行健小说《灵山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他因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。瑞典文学院的颁奖理由是“其作品的普遍价值，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，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。”2002年2月25日，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“荣誉军团骑士勋章”。2003年，法国举办“高行健年”以表彰他的成就。[4]
2010年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，高行健开玩笑地说自己“三生有幸”：“第一生在中国，第二生在法国，诺
高行健的诺贝尔奖证书
高行健的诺贝尔奖证书
贝尔奖获奖以后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也可以说是大难不死，又有一生，我自己开玩笑说真是三生有幸。”高行健坦言，他没有想回中国的打算，他没有落叶归根的想法。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世界公民，在哪里生存就在哪里生根，无处不可以生根。2013年11月，高行健在新加坡接受BBC电视台访问时说：“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，现在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，但我不了解，也不关心，我现在生活在欧洲，我更关心欧洲的文化。”他同时坦言，他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。[2]
主要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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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剧
1、《绝对信号》（与刘会远合作），实验剧作。1982年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；1992年，在台湾上演。
2、《车站》，实验剧作。 1983年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；1984年，在南斯拉夫上演；1986年，在香港由第四线剧社演出；1988年，在英国上演；1992年，在奥地利上演；1999年，在日本上演。
3、《野人》，大型剧作。1985年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；1988年，在德国汉堡上演；1990年，在香港上演。
4、《高行健戏剧集》，戏剧集 。1985年，由群众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《绝对信号》、《车站》、《独白》（独角戏）、《野人》，以及现代折子戏四篇：《模彷者》、《躲雨》、《行路难》、《喀巴拉山口》。
5、《彼岸》，实验剧作。1986年，在北京文学刊物《十月》发表；1990年，在台湾上演；1994年，瑞典皇家歌剧院出版瑞典文版剧作选《彼岸》，译者马悦然(Goran Malmqvist)。1995年，香港演艺学院，高行健执导。
6、《躲雨》 。1987年，在瑞典上演。[5]
